痛苦的历史
西阿塞拜疆人的回归：历史、法律与战略维度
西阿塞拜疆人是一个历史上居住在今天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土上的阿塞拜疆族群，但在20世纪多次遭受驱逐。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87年至1991年间，当时30多万阿塞拜疆人被强行驱逐，成为难民。这不仅是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也是对国际法的严重侵犯。今天，回归权对于阿塞拜疆而言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是恢复历史公正的举措，也是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的前提。
回顾历史，这一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根据《居利斯坦条约》(1813) 和《土库曼恰伊条约》(1828)，俄罗斯帝国接管了南高加索，并将数万名来自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迁徙至今日亚美尼亚境内（参见《埃里温省统计，1832–1916》）。从那时起，西阿塞拜疆人进入了系统性边缘化阶段。1905–1906年，针对当地阿塞拜疆人的有组织暴力升级，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驱逐，伴随着村庄的毁灭、屠杀与迁徙。
20世纪还发生了多次大规模驱逐：1918–1920年，埃里温、赞吉巴萨尔和维迪巴萨尔等地区发生了广泛的族群清洗；1948–1953年，10多万阿塞拜疆人依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被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往阿塞拜疆的库拉–阿拉兹平原；1987–1991年，最后一波驱逐席卷而来，亚美尼亚的整个阿塞拜疆人口在暴力、破坏与文化遗产毁灭中被迫迁离。这些事件最终使亚美尼亚转变为单一民族国家。
对此，30多万难民最初在阿塞拜疆成立了“阿塞拜疆难民协会”，后又成立了“西阿塞拜疆社区”。2023年1月，该社区通过并发布了《回归概念》，这是一个兼具法律框架与实施策略的文件。其核心目标是确保被逐出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和平、安全、尊严地回归。该目标依据的国际法律文件包括：
1. 《世界人权宣言》(1948) 第13条
2.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第12条
3. 《欧洲人权公约》及其第一号议定书第1条
4. 联合国难民署（UNHCR）基本原则 (1996)
根据《回归概念》，所有遭受强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及其后代均享有不可剥夺的回归权。这一过程必须伴随国际保障、法律监督机制与国际维和任务。同时，亚美尼亚国家必须恢复或赔偿被剥夺的财产权。保护西阿塞拜疆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遗址、地名及宗教建筑的修复——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社区作为难民的合法代表，还强调和解：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尊重。
《回归概念》迅速获得国际关注。2023年3月28日，该文件在发布仅两个月后即被联合国秘书处作为安理会、联大及经社理事会的正式文件传播。2024年12月，它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论坛上以七种语言介绍，并在“女性领导力与和平建设”主题下进行讨论。
回归权在国际法中被视为不可剥夺的权利，不依赖任何政治协定。它已被多项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例如：
• 《世界人权宣言》(1948) 第13条：“人人有权返回自己的国家。”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第12条：“任何人不得被任意剥夺进入自己国家的权利。”
• 《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第一号议定书第1条（财产权保护）。
• 联合国难民署原则：承认难民“安全、自愿、有尊严地返回”的权利。
尽管这一权利是绝对的，但其实施依赖于政治意愿、安全保障与国际机制。历史案例表明其可行性：
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代顿协议》，1995）——族群清洗后流离失所者的回归。
2. 塞浦路斯 —— 欧洲人权法院关于财产返还与赔偿的判决。
3. 巴勒斯坦难民 —— 联大第194号决议确认其回归权。
这些先例表明，国际法为西阿塞拜疆人的回归提供了法律与外交基础。然而仍存在重大障碍：
• 亚美尼亚的单一民族政策与缺乏政治意愿
• 安全保障不足
• 财产返还机制缺失
• 文化遗产破坏与修复难度
因此，《回归概念》既是恢复历史公正、实施国际法的战略蓝图，也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路径。其在联合国与教科文组织平台上的承认赋予了国际合法性。落实这一目标需要国家层面的努力与国际合作。该社区承担着记录驱逐事件（档案、证据、影像、口述史）、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进行外交倡议与信息传播，以及制定安全与社会融合计划的责任。
本文发表于“痛苦的历史”项目框架内，该项目由“公民研究与发展联合会”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非政府组织支持署的资助下实施。
